开国大典当晚的国宴上，喝的是什么酒？真的是茅台吗？

1949年10月1日，开国大典当晚的国宴上，喝的是什么酒？这是中国白酒界吵了七十多年的一个问题。汾酒说是我——有文件为证。茅台说是我——有当事人回忆。两家各有各的证据，谁也不让谁。为什么要争这个？因为"开国国宴用酒"意味着一种身份——国酒。

但茅台成为"国酒"，不是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决定的。它的"红色基因"扎下根来，是在比开国大典更早的1935年。

一、1935年3月16日：红军进镇

1935年3月15日，红军在遵义以西20公里的鲁班场与黔军激战。伤亡过大，部队主动下令撤离。第二天清晨，红军攻占茅台镇。

入城第一天，四架国民党飞机追到茅台镇上空，投下十几枚炸弹，烧着了商会、武庙和衙门。红军一边救火，一边在赤水河上架浮桥。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士榘（jǔ）奉命和军委工兵营在两处架桥——一处在中游的朱砂堡，是王家的私渡，另一处在下游的观音寺，紧靠荣和烧房。

红军在茅台镇前后不足三天，但将士们的回忆里，不少人都提到了茅台酒。耿飚（biāo）将军回忆："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，到处是烧锅酒房，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。尽管戎马倥偬（kǒng zǒng，军务繁忙），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，会喝酒的细细品尝，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，舒筋活血。"李志民将军还写了一首打油诗：

"没有月亮没有星，踏过沙河爬山岭，公鸡啼叫天发亮，红军走过茅台镇。眼发花来头发晕，人在梦里夜行军，想喝一口茅台酒，解解疲劳爽爽心。"

有人用竹筒装酒，挑着走。有人买了一壶，舍不得喝，揣了一路。有人不会喝酒，就用它揉脚揉腿。作家成仿吾回忆，红军总政治部特意出了布告，禁止进入私人酒厂，只能"公买公卖"。这份布告的全文留下来了——1935年3月16日，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、副主任李富春签署：

"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，属于我军保护范围。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，酒好质佳，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金奖，为国人争光。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，对酒灶、酒窖、酒坛、酒甑、酒瓶等一切设备，均应加以保护，不得损坏。望我军将士切切遵照。"

注意这行字里有一个被绕过去的问题——"巴拿马金奖"。上一篇（可从文章底部的上一篇链接跳转）讲过，这是个银奖，不是金奖。但这份1935年的布告里就已经把它叫"金奖"了。不管是误传还是刻意拔高，说明"金奖"的说法在那时候就已经流传开了。

红军走后，这些故事随着长征的胜利被带到了陕北。1936年，总政治部征集到两百多篇、约五十万字的回忆录，编成《红军长征记》一书。其中好几篇都提到了茅台镇和茅台酒——"茅台回忆"成了万里长征记叙中极少带有轻松和浪漫色彩的话题。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没有写这些事，但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们记住了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，这些长征路上喝过茅台的高级将领，将自下而上地撑起茅台在党政军体制内的特殊地位。

二、周总理的茅台故事

周总理的茅台故事，最著名的是他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说的一句话："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'两台'，一是贵州的茅台，一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"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，同总理以总理兼外长身份率团出席。他用茅台酒宴请各国代表，电影大师卓别林也在受邀之列，他喝了茅台之后对周总理说："这才是男子汉喝的酒。"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划火柴点燃了自己杯中酒，向尼克松展示茅台确实可以燃烧。尼克松回国后在家里模仿，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燃，结果蓝色火焰不灭，碗炸了，火苗流满桌面。基辛格后来开玩笑道："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，慌忙救火，才把火扑灭，防止了一场国家悲剧。"

这些外交轶事很好看，但把茅台送上"国酒"位置的，不是周总理的个人偏好，而是一桩冷冰冰的生意：换外汇。

1950年代，新中国的国库里外汇储备常年只有一亿美元上下。几乎所有出口商品都因为质量低下而缺乏国际竞争力，要靠国家补贴才能卖出去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锁定在2.42:1——这是当时官方的"平均换汇成本"。而茅台酒不同。茅台卖给外贸公司的结算价是每吨一万元人民币，外贸公司卖给国外客户的价格是每吨7000美元左右，扣掉运费和其他成本，每吨还能净赚约3000美元。在一个连卖粮食都要倒贴外汇的年代，茅台是极少数不但不亏本、反而能赚钱的出口商品。一份当年的宣传画留下了记录：

出口一吨茅台酒，可以换回40吨钢材、32吨汽油、700辆自行车，或24吨化肥。除了直接出口到境外，茅台在国内的友谊商店和华侨商店里也是换汇利器——境外人士持外汇券购买茅台，同样创造外汇收入。

所以茅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。它不需要跟普通工厂一样算经济账——它亏钱没关系，国家保它。因为它在别的账上把钱赚回来了。当时轻工业部内部有一句老话："部里最关心两个酒，一个是贵州的茅台，一个是山西的汾酒。"但关心两个酒的原因完全不同：汾酒产量大、利税高，是中国白酒行业的经济支柱；茅台产量小、常年亏损，但它是"中央要求一定要保障供应、保证质量的唯一一种酒"。这句话的核心是"保障供应、保证质量"八个字——不是因为好喝，是因为能换外汇，能招待外宾。外贸加外交，给了茅台一个在经济逻辑上完全讲不通的生存策略：明知亏本也要产，而且要产最好的。

三、1949年：酒席上的答案

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：开国大典的酒席上，到底是茅台还是汾酒？

先把事实摆清楚。双方各有什么证据？

汾酒方面：

1948年7月，汾酒所在山西汾阳解放，义泉泳和德厚成两家酒厂当月被组建为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；
1949年6月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批示"将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汾酒运到北京，摆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宴会上"，酒厂分四批运了500多斤汾酒到北京；
7月，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向周总理呈送《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》，其中建议"如需用烈性酒，则用汾酒"，周总理在上面批示"酒不要多"。

茅台方面：

没有任何北京发来的电报、批文、或运输记录——因为开国大典举办的时候，贵阳还没解放（贵阳解放是1949年11月15日，距10月1日还有一个半月），遵义和仁怀更没有解放；
但有多位当事人的晚年回忆，都提到茅台出现在了开国大典期间的酒席上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：通常说的"开国国宴"，实际至少有三个不同场合。1949年9月30日晚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晚宴。10月1日中午，怀仁堂大礼堂的国宴。10月1日晚，开国大典之后的国庆晚宴。

三个宴会，用的酒可能不一样。根据北京饭店老厨师的口述，9月30日晚的政协会闭幕宴用的是绍兴酒、汾酒和竹叶青。但10月1日中午怀仁堂的国宴，王鹤滨（毛主席的保健医生）留下的回忆录给出了关键信息。他写道，当时宴会桌上摆着"茅台白酒和通化红葡萄酒"，他被汪东兴叫去，布置了一个任务：为了保证五大书记下午能清醒地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必须"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，而不能登上天安门，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"。王鹤滨的办法是用白开水换掉茅台、用茶水换掉葡萄酒，给领袖们的杯子里倒的全是假酒。这段回忆证明——至少10月1日中午怀仁堂那场宴会上，确实摆上了茅台酒。

所以这段公案的合理解读是：汾酒有官方文件支撑，确实被送到了北京，用在了政协会闭幕宴上。茅台没有文件，但有人千里迢迢从西南带到了北京，用在了10月1日的国宴上。

四、三房合并：1951—1953

三房合并的过程，远不是"政府收购三家烧房组建茅台酒厂"一句话能概括的。三家的命运截然不同。

1951年11月，政府以1.3亿元（旧币，约等于1.3万新币，大致等于成义一年的毛利）收购了成义烧房。华家当时的掌门人华问渠在政治上早已选择了新政权——他是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，兼任工业厅副厅长。

荣和烧房的情况完全不同。其东家王秉乾是王泽生之子，曾任国民政府时期的茅台镇镇长。1951年2月21日，他被以“通匪”等罪名判处死刑，荣和随即停产。1952年10月4日，仁怀县财经委员会将已经没收的荣和烧房估价500万元旧币，大致相当于新人民币500元，并入茅台酒厂

恒兴烧房最后并入。1952年，赖永初因其担任银行负责人期间涉及转移金库财产、调换借据和黄金等问题，被贵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1952年12月，有关部门下达接管恒兴酒厂的通知；1953年春开始清点资产，至当年7月完成接办。最终作价2.23亿元（另说2.25亿元）旧币两种记载，大致相当于新人民币2.2万余元。

三家烧房合并后，新厂定名为"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"。档案室里保存着当时的资产清单：

成义的资产：土地1800平方尺，酒灶2个，酒窖10个，马5匹，部分工具、桌椅板凳、木柜。荣和的资产：厂房土地1753平方尺，酒灶1个，酒窖6个，骡子1匹。恒兴的资产：生产房和曲房33间，酒灶2个，酒窖17个，马12匹，猴子1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