激情四溢的啤酒狂欢
让人血脉偾张
拥有外籍户口的啤酒
如何一步步“社会主义化”
引发全民狂欢
室外被沉闷的空气挟制，太阳也像被裹上了粘稠的塑料薄膜，大喇喇地散播一种叫做“苦夏”的“病毒”，从室外逃回冷气充足的房间，冰箱里的啤酒是最好的解药。
打开拉环，短促而响亮的声音后，罐内升腾出的白色烟雾，被瞬间收服。冰凉的啤酒，若手持冷兵器的勇士，粗暴而直接地将体内的燥郁驱除。胃部打出的响亮酒嗝，是啤酒拥护“神清气爽”胜利回归的号角。大多时候，啤酒总能给人简单而直接的快乐。
啤酒，水与茶之外，最受欢迎的第三种饮品。
入夜的烧烤摊、街边的小饭馆、家里的餐桌，啤酒的身影随处可见。然而在一百年前的中国，啤酒远非今日这般日常化。由欧洲人带来的啤酒，只是知识分子的“特权”：“昔日饮酒，公推柳泉居之黄酒，今则非三星白兰地、啤酒不用矣。”
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的酒精饮料，啤酒的味道甘甜又迷人，公元前6000年前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，最先沉醉其中。为将这种味道封存，苏美尔人无师自通，以大麦芽发酵，酿造出最原始的啤酒。
尽管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，但获取快乐的方式，从来都极为相似。在口腹之欲的满足上，中国人向来得心应手。殷商甲骨文中，出现了不同意义的“酒”和“醴”二字。类似于苏美尔人以大麦芽发酵酿造啤酒，中国古代的醴，则以谷芽糖化发酵而酿造，糖分指数较高，口味清甜。
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”与醴相较，以酒曲酿造的白酒，味烈回甘，更受古人推崇，甚至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扩展至东亚的白酒文化。而酒精浓度偏低的醴，逐渐退出中国人的生活。明代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特意记载：“古来曲酿酒，蘖造醴，后世厌醴味薄，遂至失传。”
直至19世纪晚期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，啤酒伴随着屈辱，一并来到了这个东方国度。1900年，俄罗斯技师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家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作坊，近代啤酒开始在中国批量化生产，久违的啤酒味道再次回归中国人的生活。
1900年，中国的第一家啤酒厂耸立在松花江畔。喝惯了高度烈酒的东北人，起初对这种微黄的饮料，颇有微词，“色似马尿、味同汤药。”但万事都躲不开“真香”定律，价格低廉、“不易上头”的啤酒，一点点“蚕食”了东北人的酒桌，透明的白瓶渐渐换成了大绿棒子。
“在青岛，玻璃杯一旦举起来，就必须要干杯。”青岛啤酒自1903年诞生以来，便名声在外，加之每年一度的国际啤酒节盛会，给不少人留下“青岛人的血管里，流淌的都是啤酒”的印象。
在青岛孩子的心中，和父亲最大的默契，便是在蝉声聒噪的夏日，去街头的啤酒小屋购买散装啤酒，然后用剩下的零钱，给自己买块奶油冰砖。青岛人手提袋装啤酒的画面，过于深入人心，于是在人们的心中，青岛的城市画像上，总有塑料袋盛啤酒的场景。
事实上，塑料袋盛啤酒，并非青岛独创。计划经济时期，和大多城市一样，青岛市民只有在国庆和春节期间，凭借副食品证，才能购买到供应每户的5瓶瓶装啤酒，而散装啤酒则不受限制。这种散装售卖的新鲜啤酒，就是由啤酒厂直接酿造、未添加任何防腐剂的新鲜生啤。刚酿好的生啤，常温状态下，仅能保鲜一两天，因此生啤多散装销售。
于是，在那个年代，大多城市和青岛一样，纷纷拿起自己水壶、暖瓶，甚至大粗白碗和罐头瓶，在卖散装啤酒的大罐车后边排起长龙。出于便利，塑料袋逐渐成为散装啤酒的最佳容器。
为了满足百姓对啤酒的热爱，1985年，国家特意开启了啤酒专项工程，本土自创啤酒品牌的开关被触发，短短几年时间，“村村冒烟、户户上班”，几乎每个县都拥有自己的啤酒品牌。
再波澜壮阔的大河，都不如家门口的小溪令人心潮澎湃。沈阳人啃鸡架时，需得来瓶老雪才过瘾；北京人撸羊肉串的标配是燕京；重庆人涮火锅时，离不开山城啤酒；“哈”啤酒、吃蛤蜊，也早已成为青岛人的生活标配。
云南的味道，藏在风花雪月啤酒的瓶子里；汉斯九度是西安人的情结；宁夏人的心中，西夏X5以外的啤酒都是白开水。甚至茅台、狗不理等品牌，也纷纷跨界涉足啤酒行业。
各地啤酒品牌，称雄争霸，毫不掩饰鳌头独占的野心。但在面对新疆时，多少有些“英雄气短”。毕竟，酿造啤酒的“大杀器”——啤酒花，生长在新疆。啤酒的酿造，离不开啤酒花的加持。生长在新疆天山、阿尔泰山一带的啤酒花，是啤酒产生泡沫的保证，同时也为啤酒注入了清爽的芳香。
尽管诞生在啤酒品牌遍地开花的八十年代，依托自新疆优质啤酒花的乌苏啤酒，仍旧以“夺命”之势，在啤酒市场抢占了一席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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