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考古研究，在绳文时代中期，日本人就已开始酿酒了。长野县井户尻遗迹出土的“有孔锷付土器”，是已知的日本最早的酿酒器具，土器的内壁上发现了山葡萄的种子，由此可知，日本人最初品尝的也是野果酒。
到了日本绳文时代晚期，即中国的战国时代，大量江南地区的农民为避战乱逃往日本，带去了水稻耕种技术，这样就有了酿造米酒的原料。
公元4～5世纪时，被称为秦始皇后裔的秦氏一族迁移至京都一带，为日本带去包括酿酒工艺在内的多种先进技术，对日本经济作出重大的贡献，所以雄略天皇朝初次设立的主持财政的“大藏”机构的第一任长官就是秦酒公。
到了中世纪，日本文化中心转入寺院，大行于世的“僧坊酒”就被认为主要是由入宋、入元、入明的僧侣们利用从中国带回的技术酿成的。日本的“烧酎”与中国白酒的酿制方法更为接近。日本最著名的烈性烧酎是冲绳地区出产的“泡盛”，其制法也被认为来自中国。此外，日本自古以来称指导造酒工匠集团的技术专家为“杜氏”，被认为是为了纪念中国的酒神杜康，因“酿酒始于杜氏”，所以采以为名。
中国酒文化中的饮酒习俗更是广泛地渗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，甚至参与塑造日本人的国民性格。中国酒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：一是在节日方面，二是在文学方面。
在节日方面
新年伊始，日本人在元旦的早晨要饮“屠苏酒”。这一中国习俗在日本平安初期便在朝廷风行，后来逐渐普及到民间，而中国本土自宋元以后却渐渐失传。
早春三月，古代中国人要在河边“修楔”以除不详。晋代王羲之等文人在兰亭曲水流觞，为一时盛举。日本奈良、平安时代仿晋人古例，于三月三日举行“曲水宴”，后来演变成将纸偶人放入流水中，以带走邪气。现在日本三月三日的“雏祭”也由此而来。
中秋月圆，中国人要阖家聚饮，共尝月饼，有团圆之意。日本平安时期就引入了中国这一风俗，中秋之夜的酒则被称为“月见酒”。
九九重阳节，古代日本人同样要登高、赏菊、饮酒。公元5世纪初期，菊花便作为药用植物传入日本，平安时期已有饮用菊花酒的习俗。
日本酒具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更是无法割断。汉字中有关杯盏的文字，如“觞”、“觯”、“觥”等，被古代日本人尽数采用，据统计达51字之多。其他如酒家前高悬的酒旗，《和汉三才图会》解释说与中国的“酒望子”、“酒帘”如出一辙。
在文学方面
在中国古代，诗与酒有着不解之缘。诗人们借酒意抒发愤懑，感慨穷愁；借酒意获取美的享受，心灵的超越；借酒意捕捉灵感，提升艺术境界。所以，中国诗人几乎无不好酒，历史上咏酒之作难以计数。
受中国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，酒也成为日本文学“永恒的主题”。一方面表现在酒诗上，另一方面表现在酒文化著述上。
1．在酒诗方面
日本较早的史书如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中，已录有咏酒的歌谣，而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推《万叶集》中大伴旅人的赞酒歌。
大伴旅人的诗深深浸染了老庄人生无常的思想：“有生必有死，仙界渺难图。百年须臾间，不乐复何如？”另外，秉承老庄哲学的魏晋“竹林七贤”也成为他欣赏的对象：“古有七贤人，笑傲竹林中。青眼唯向酒，弹琴度春风。”酒之神奇使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：“世间无价宝，莫若酒为尊。”
大伴旅人为酒在日本文学中作出了最早也是最高的绝唱。此后“徘圣”芭蕉的诗里，也有化用中国古代文学典故把酒比作“甘露”的描写。
对于直承中国文学精髓的日本汉诗，酒也是其主要的文学主题之一，汉诗人们不仅大量运用中国古代饮酒典故，甚至在创作方式上也竭力效法彼岸先贤的诗酒风流。
祗园南海是江户诗坛可比于李白的诗人，他自幼景仰这位“酒中仙”，规形仿步，心摹手追。17岁那年，祗园南海与人聚饮，一夜“赋五言律诗一百首，大为时所称”。但有人怀疑他事前拟就，于是他再度一展身手，以酒沃“诗肠”，“凡二百篇，无一雷同者，众皆磋赏”。在咏酒诗的意象上，我们也不难寻觅到中国诗歌传统意象的些许投影。江户时代著名诗人营茶山的《月下独酌》有云：“把酒邀明月，杯中金作波。豪来频吸尽，腹葬几嫦娥？”
2．在酒文化著述方面
室町至织田信长时代的《酒茶论》显然是宋初《茶酒论》的继踵之作，江户时代的《酒饭论》、《酒茶问答》、《酒饼论》等也与此一脉相承。室町时代以来流传的“酒之十德”也是参照中国古典总结归纳出的日本人对“酒德”的深切体验。
当然，日本人对酒也不是一味称颂，龙树的《大智度论》就归结出“酒有三十五失”。古代中国关于酒的正反两面的成语、俗谚，有不少至今仍活跃在日语中。
总之，中国传统文化泽被东瀛可谓源远流长，漂溢其间的中国酒文化也同样在日本文化的江河湖海中，汇涌着新鲜的泉流，泛活着醉人的清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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