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年喝掉 2.3 加仑纯酒精，相当于每周十来杯酒。这个数字不低，但跟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人比起来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
200 年前，美国人把酒精当水喝
时间倒回美国建国初期，那时的美国人堪称行走的酒桶。从睁眼到闭眼，酒精无处不在：起床先来一杯提神，上午十一点工休来一杯，午餐佐餐饮酒，晚餐更是少不了。就连睡前，也要喝点 “夜猫酒” 助眠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当时连孩子都参与其中。有记载描述，父母会把掺了大量糖的朗姆酒渣喂给刚学步的幼儿。一位旅行者甚至目睹过父亲把一岁大的孩子从熟睡中摇醒，就为了让他喝一口白兰地。
一位 19 世纪的观察者弗雷德里克・马里亚特总结得相当精辟：“美国人干啥都离不开酒。谈生意要喝，交朋友要喝，庆祝要喝，沮丧了更要喝。天热喝，天冷也喝。他们从清晨喝到深夜，从年轻喝到老，直到躺进坟墓。”
据统计，1790 年，每个美国人每年要消耗掉 5.8 加仑（约 22 升）纯酒精。这比 1770 年的 3.5 加仑又高出一大截。而到了 1830 年安德鲁・杰克逊总统任内，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峰值 ——人均每年 7.1 加仑纯酒精。当时估计，一个普通劳工每天至少喝掉 4 盎司烈酒。巧合的是，杰克逊总统的就职典礼后，白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狂欢派对，场面一度失控到总统本人不得不跳窗 “逃离” 热情的支持者。
酒精为何成了 “生命之水”？
建国先贤们自己就是酒徒。“五月花” 号上载满了啤酒，乔治・华盛顿甚至拥有自己的威士忌蒸馏厂。尽管他们自己也喝，但头几任总统却对国民日益增长的酒精消耗忧心忡忡，担心这个新国家会沦为 “醉汉之国”。
那么，人们到底在喝什么？主要是威士忌、朗姆酒和白兰地，佐以啤酒、葡萄酒和苹果酒。美国独立战争前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朗姆酒很常见，邻近的英国殖民地源源不断地供应。战争爆发后，英国实施封锁，朗姆酒断了来源，这才催生了美国人对威士忌的长期痴迷。
酒精无处不在：酒馆、派对、法庭甚至其他公共场所。但大多数酒精实际上是在家里被喝掉的，这对女性和被奴役的人群尤其如此。社会规范要求女性饮酒必须举止得体，而对被奴役者，法律有时严格限制甚至完全禁止他们饮酒。
为什么喝得这么凶？一个关键原因是：在当时，酒精比水更安全、更便宜。城市的供水常受污染，乡村的水源浑浊有沉淀，私人水井不对外开放，干净的泉水又路途遥远。人们简直 “怕喝水”。而威士忌，由于中西部玉米过剩，产量巨大，加上联邦税收，价格甚至比咖啡、茶或其他酒类还低（尽管农民对威士忌税不满，引发了 1791 年的 “威士忌叛乱”）。
牛奶呢？那时牛奶未经巴氏消毒，同样不安全，而且很多人乳糖不耐受。所以，给自己甚至婴儿喂点酒，在当时看来反而是个 “解决办法”。
谁在喝？喝垮了怎么办？
根据历史学家 W.J. 罗拉巴夫的研究，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饮酒高峰时期，一半的成年男性（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）消耗了全国三分之二的蒸馏烈酒。可见饮酒量在人群中分布极不均衡，但几乎人人都在喝。外国访客被美国人的酒量惊得目瞪口呆，但也注意到，由于耐受性高，普通人反而没那么容易醉醺醺。
这种全民豪饮的景象，最终催生了一场强大的社会反弹 —— 禁酒运动。
起初，运动倡导的是 “节制”，即自愿戒酒或适度饮酒。一些最早知名的禁酒倡导者本身就是 “改过自新” 的酒徒，他们在巴尔的摩一家酒馆发起运动，号召其他酒友加入戒酒行列。但很快，运动走向激进，开始呼吁政府立法限制酒精。
1851 年，缅因州成为第一个禁止生产和销售酒精的州。到 1850 年左右，美国的酒精消费量比峰值时期下降了一半。但这并非人人少喝，而是社会出现了分裂：约一半人口彻底戒了酒，另一半则照喝不误。全国流传的 500 万份反酒精宣传册，进一步加深了这两类人之间的鸿沟。
内战期间（1861-1865 年），酒精消费量 unsurprisingly 再次上升。但战后几十年，禁酒运动卷土重来，这次的主力是女性。许多女性活动家在此时期崭露头角，如伊丽莎・“母亲”・汤普森、弗朗西斯・威拉德、阿米莉亚・布鲁默、苏珊・B・安东尼等。争取妇女选举权与禁酒运动存在大量交集，这很合乎逻辑：当时的美国女性在家庭财务、离婚、婚姻内的性保护等方面毫无权利，一个酗酒的丈夫足以让她们陷入绝境。
通往家庭权利的道路，必须经过政治选举权。 历史巧合地印证了这一点：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（赋予妇女选举权）紧随第十八条修正案（禁酒令）之后获得批准。
到 20 世纪初，人均饮酒量已降至每年约 2.5 加仑，远不及 1830 年 7 加仑的峰值，但这未能阻止日益壮大的禁酒运动。1920 年 1 月，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正式生效，全国禁酒。
然而，禁酒令的 enforcement 漏洞百出， arguably 助长了有组织犯罪的猖獗，也未能消除其倡导者所承诺的贫困与罪恶。1933 年 12 月，第二十一修正案废止了禁酒令。此后，美国酒精消费量回升，但再未达到禁酒前的高度，1981 年达到一个小高峰（人均约 2.75 加仑）后，逐渐下降到近年来的水平。
从 “醉汉之国” 到 “消费之国”，我们变了吗？
如今，美国人年均饮酒约 2.3 加仑，远非 19 世纪作家笔下那个 “醉醺醺的共和国”。但这故事的意义何在？
或许，我们从未真正摆脱对某种 “慰藉物” 的依赖，只是形式变了。19 世纪的人们用廉价的威士忌对抗不安全的水源、艰辛的劳作和生活的无望，就像小说《屠场》中描述的工人，把血汗钱换成的酒，用来 “温暖麻木的核心”。
到了 20 世纪中叶，滚石乐队在《妈妈的小帮手》里唱的是压力山大的家庭主妇依赖 “黄色小药丸” 来获得片刻安宁。这种用化学物质安抚现代焦虑的模式，被各种处方药延续并放大，直至今日。
而今天，当我们感到过度劳累或不快乐时，很多人转向了唾手可得且价格低廉的东西：高糖、高盐、高脂肪的加工食品。它同样能释放一点多巴胺，带来短暂的平静。我们用来 “毒害” 自己的东西，往往正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，无论是过去的廉价烈酒，还是如今的 junk food。
贯穿所有这些 “失序消费” 的，或许是一种深植于美国社会的 “清教徒式” 心态。最早的欧洲清教徒移民带来了对 “纯洁” 的执着，这种思想也影响了禁酒运动者对待酒精的宗教狂热。过度饮酒被视为软弱、一种罪，解决之道是 “戒绝 – 忏悔”。
这种模式也长期用于对待毒瘾、药瘾 —— 视为个人弱点，解决之道是 “戒毒匿名会”：戒绝 – 忏悔。甚至对于暴饮暴食，主流态度也类似：“暴食者匿名会”：戒绝 – 忏悔。几个世纪过去了，这种清教徒式的内核依然在影响我们，它存在于社会对身材的评判中，但更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最严厉的自我审判里：“我应该更强，戒掉，悔改。”
理解了这一点，再回头看视频开头那些历史轶事 —— 每天喝十三杯、给婴儿喂朗姆酒 —— 似乎不再那么滑稽可笑。我们历史上的酒精问题并非一段奇闻趣事，它黑暗而真实。禁酒令也并非一次古怪的过度反应，而是一种清教徒式的、简单粗暴的回应。这种 “一刀切” 的回应方式，至今仍是我们面对许多社会问题时惯用的、却往往低效的 “锤子”。
历史或许在启示我们，如何在个人欲望的无政府状态与追求纯洁的 “大锤” 之间，为后代找到一个更健康、更快乐的平衡点。这条路，仍在探索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