杏花村酿酒的历史绵延数千年，但真正把传统作坊式汾酒带入现代商业体系的，离不开晋商杨得龄。这位被后世称作“杏花酒翁”的酿酒人，用大半辈子的时间，既守住清香古法的根脉，又以晋商的经营智慧，完成汾酒从手工作坊到近代企业的跨越，为后世清香白酒的发展埋下重要伏笔 。
杨得龄，字子九，1859年生于孝义下栅乡，年少父母双亡，早早便出门谋生。14岁，他只身来到汾州府酒坊做学徒。酿酒行当苦累繁杂，蒸粮、踩曲、发酵、蒸馏样样都要上手。杨得龄凭着肯钻研的劲头，很快吃透了全套酿造技艺，18岁便能代师领班主持生产，21岁升任三掌柜，年纪轻轻已经独当一面 。
光绪年间，杨得龄受乡绅王协卿聘请，出任杏花村宝泉益酒坊大掌柜。后来东家分家，酒坊改名义泉泳，他依旧执掌经营。当时杏花村散落着多家小酒坊，各家工艺参差不齐，品质难以统一。杨得龄主动牵头，联合德厚成、崇盛永两家作坊，形成“人吃一口锅，酒酿一眼井，铺挂一块牌”的经营格局，整合分散产能，统一酿造标准，让义泉泳一跃成为汾州府规模最大的汾酒生产作坊 。
1915年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办。杨得龄主持选送义泉泳出品的老白汾酒参展，一举拿下甲等金质大奖章。这份国际荣誉第一次让汾酒走出国门。消息传回国内，地方报刊纷纷报道，赞誉汾酒佳酿为国货争荣光，杏花村古井旁留存的《申明亭酒泉记》碑刻，也记录下这段历史往事 。
1919年，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桥头街成立，这是中国白酒行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。公司总股本五千元，社会股东出资一半，义泉泳以酒作价入股另一半，由义泉泳负责酿酒生产，晋裕公司负责全国经销，杨得龄出任经理全面主持事务 。
杨得龄借鉴近代公司制度，建立起资金股份制、管理分权制、人事避亲制、新式会计制度等一套运行规则。公司设立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与监事会，重大事项集体商议；薪酬实行薪俸三三制，按能力划分等级；用人坚持避亲，即便儿孙满堂，也没有一名亲属在公司任职，把晋商“以义制利”的传统，落实到企业日常管理之中 。
晋裕汾酒随后搭建起全国总代理网络，北平、天津、青岛、南京、重庆、包头等各大城市，都设有汾酒经销商号，让产自杏花村的清香酒走进全国各地的市场。1924年，北洋政府首部《商标法》颁布不久，杨得龄便申请注册“高粱穗”商标，这是国内白酒行业第一枚注册商标，用商标的方式守护品牌，抵御市面上层出不穷的仿冒乱象，开启了中国白酒品牌化的先河 。
1933年，微生物学家方心芳来到杏花村实地调研汾酒酿造。杨得龄毫无保留，把世代口传的酿酒经验全盘托出，二人共同整理完成《汾酒酿造情形报告》。报告中总结出酿酒“七大秘诀”：人必得其精，水必得其甘，曲必得其时，粮必得其实，器必得其洁，缸必得其湿，火必得其缓。这套准则，后来经过后人增补完善，演变为汾酒十大秘诀，直到今天依旧是清香酿造的核心遵循。
抗日战争爆发之后，山河沦陷，年近八旬的杨得龄不愿为日伪效力，毅然辞去经理职务返回孝义故里。临行前他留下嘱托，国之名酒不可为外敌所用，只可向南销售，不许向北外运，尽显晋商的民族气节 。1945年，这位一生与酒相伴的老人走完人生道路，他从事酿酒事业长达64年，执掌酒坊与企业长达57年。
杨得龄所处的时代，正是晋商传统商号走向衰落的时期。他没有固守旧式酒坊的老路，一边坚守千年传承的酿造技艺，一边大胆拥抱近代企业制度。他留下的不只是一瓶瓶老白汾酒，更是一套可借鉴的酿酒标准、企业经营模式，也为后续国营杏花村酒厂的建立，铺垫下坚实的产业根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