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史上去追寻那些酒往事，可是件较为专业的活儿，非但考究史学功力，更对概括能力提出超高要求。幸亏，我的概括能力强于史学功力，迫使我能从浩茫的史海里，捞取几叶扁舟，拼出一艘貌似壮观的风情船。读者们若不怀疑我采摘乏术，就跟我睹几眼史上的酒风情。
每个朝代都有风情在眼前，本着突出特点不重复的原则，我动用以偏概全的手段，为诸位看官献上一盘“大丰收”。
酒在夏商时代，应该算奢侈品，普通百姓参加祭祀活动时，尚能沾沾酒，平时既喝不起也买不到，酒仅特供贵族和上层人物享用。酒风呈两个极端现象，灌死的灌死，渴死的渴死，很是不平衡不公道。这样的酒风，造就了荒淫无度的酒色之徒。禹的预言没出朝代就在夏朝得到应验，当王位传到夏桀屁股底下，他往死里造往死里喝，竟然派人开凿大池，注满美酒后泛舟取乐，结局很悲催，让商汤给灭掉了。
因为这个，夏桀荣登因酒亡国的君主榜首。商汤传到纣王，他并未吸取前朝君王的教训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制造“酒池肉林”，并成为汉语词典的保留条目。他不理朝政，却很酒很暴力，换来的自然是江山更迭，他用丑恶事迹再次验证了禹的预言。
来到周朝，周天子借鉴殷商酗酒亡国的教训，对饮酒实行严格控制，颁布史上第一部禁酒令《酒诰》。明文规定：王公诸侯不许非礼饮酒，老百姓更是不准聚众酗酒，要有节制有界量。可以说，当时酒风内敛纯正。周朝专门设立“酒正”官职，负责酿酒和用酒的事宜，并根据酒体形态、酝酿时间和酒事用途，划分出等级分明的若干类酒。一叫事酒。专指即酿即用的新酒，一般度数很低，只为把该用酒的事应付过去。二叫昔酒。这是提前酿好供平时饮用的酒，度数较高，用于达官贵人喝着玩。三叫清酒。它要求“冬酿夏熟”，度数更高些，通常用于祭祀类的重要活动。这样的分类，在今天看来没啥意思，但在周朝已经破天荒了，应当向“三酒”颁布者致敬。
周朝率先把酒活动引入“礼”机制，培树了等级森严、人伦严格的套餐式规则，主宾如何敬酬互动，最权威人士坐在哪边，以及酒的摆放位置等小细节，都做出具体的约束。礼和仪连在一起，谁若逆礼仪行事，准会受到相应的处罚。
中国酒文化中的繁礼缛节，就是从周朝开始的，影响了中国酒事几千年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很忙，天天闹着割据与兼并，喝杯小酒只为解乏去忧，无暇专门拿酒说事，顺其自然地冲破了周王朝礼制的束缚。上行下效，喝酒行为不再被无限地上纲上线，回归到平常又普通的生活形态。爱喝即喝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场合与方式，追求喝酒带来的最大快慰。这个时期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，出现了高层的酒会，亦可称为酒聚会、酒会议，并被赋予特殊的职能，充当媒介平台，担纲国与国、诸侯间的沟通公关作用，完成外交使命。
“鲁酒薄而邯郸围”的典故即为明证。楚宣王会见各路诸侯，鲁国恭公来得最晚，而送上的酒也最淡薄，楚宣王很不高兴，对鲁王提出批评教育。鲁恭公毫不示弱，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。就为这坛子薄酒，楚宣公竟然意气用事，联合齐国对鲁国发动了一场战争。梁惠王趁火打劫，把赵国邯郸围困多日。本来没赵国的酒事，却惹上满身酒糟味，真是倒大霉了。
秦朝的酒风，介于前后两个朝代之间，处于两边靠的境地，没必要单独成段。
汉朝人对酒普遍抱有好感，酒已成日常生活中的通用饮品，也是社会活动和礼仪交往的信使。人们迎宾送客、婚葬嫁娶、议事聚会等等，都离不开酒当陪衬，有时候酒甚至能当主角。汉朝初期的法律禁止民间聚会饮酒，地方官府扩大禁酒范围，引起民众反感和抗议，为此汉宣帝专门下诏书予以纠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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